2020.06.10

方舱医院志愿者团队、火神山医院志愿者团队

发布者 : 万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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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紧牙关保方舱,融合一心共起航

-方舱医院志愿者团队

2020年2月,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严重,截至2月3日,已有6384例确诊病例。由于定点医疗机构床位有限,床位充分利用后,仍然有大批新型冠状肺炎患者亟待诊治。

人们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方式,只求在病毒肆虐的洪流中寻找到一张承托希望的床。社区电话是必须拨的,120救护车排队等待2小时也是常事,网络上“肺炎患者求助”的超话阅读量则超10亿,“没办法了”、“等不起”,是帖子里常出现的字眼。

武汉市委副书记胡立山用“堰塞湖”一词形容当时的医疗供需矛盾,这片悬在人们头顶的湖水似乎随时会决口,在武汉掀起致命的洪峰。为了达到应收应治的目的,一座座方舱医院的改造工程开始,每间方舱医院可提供千百余张床位,是轻症患者的生命之舟。同样,方舱医院能将轻症病人和健康人分隔开,及时识别、及时隔离,是阻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关键屏障。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是最初被列为改建成方舱医院的场地之一,由中建三局投资公司进行改造。作为武汉区域公司光谷之星的项目负责人,中建三局是杨微常对接的甲方公司。2月4日中午,她接到中建三局商业运营部经理袁阳的求助电话,希望万物梁行派出同事协助搬运1000张架子床。杨微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抽调了现场值守的4名同事,由工程组负责人张罗带队前往。

2月5日早上8点,杨微再次收到袁阳的求助,希望万物梁行能支援方舱医院的保洁开荒工作。她依然没有多想,回复袁阳:“具体人数我10分钟后给您回电话”。

搭建床位前的现场清洁

接到杨微的电话时,万物梁行武汉区域公司商写一部总经理张毅正和万物梁行武汉区域总经理钟曼丽一起在沃德中心走场。了解了中建三局的诉求,两人现场商议,一致认为“这事得干”。回想起当时的考虑,钟曼丽不觉得快速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这个事对武汉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也像是深入骨髓的那份东西。”

现场搭建架子床

万物梁行首席执行官Johnson(叶世源)得知这一求助后,也立即送来嘱咐,“是好事,保护好员工。”

那时候,武汉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增长,快速建立隔离病人的方舱医院是抑制疫情扩散的关键。从2月3日中午接到第一次通知,到2月7日最终交付方舱,万物梁行团队支援方舱建设达65人次,负责1000余张床位的装卸和整理、场馆内的消杀、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清运等工作。

在负责消杀工作的光谷之星安全领班谢庆国看来,背着40斤的消毒壶、穿不透气的防护服都算不上累,“只想着把事尽快做完。”光谷之星客服负责人许璐承担了支援员工们的后勤工作,她希望疫情过去之后能去看看同在武汉却不能相见的父母。

中建三局称万物梁行支援团队是,“关键时刻扛起来的同志”,勇气、高效、专业都是成员们共有品质。

实际上,万物梁行由万科物业和戴德梁行在2019年12月合资成立,在2020年1月7日才刚刚投入运行。疫情催化下,不到一个月,这个新兴的组织已然迸发出了“默契”的力量。

“万物梁行是一个新生的公司。运营到现在,我感受最深的两个关键词,就是‘融合’与‘奋斗’。在这次全员抗疫的战斗中,合伙奋斗的团队越发强大,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结力量”,Johnson说。

2月7日早上10点,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开荒”工作结束,一座面积约1万米2的方舱医院有了整洁的样子,是万物梁行支援团队为江城生命方舱的顺利起航扬起了第一张风帆。


“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还在车上”

下午两点多,张罗和三位同事临时改道要去汉口北装运架子床。赶到出发点,负责人告知他们这些床将投入方舱医院的建设。凌晨两点,经历14小时几乎没有停歇的搬运,1000张架子床终于完成装运。

汉口是武汉最繁荣的城区之一,当时却是疫情的风暴眼。我打电话给微姐(杨微)说我们要去汉口北,她立马开车过来,让我们把所有的护目镜、防护服都带上。但我想搬运的时候行动不便,于是留下了口罩、护目镜,带了几箱矿泉水,防护服就算了。

后来微姐说那天打电话听得出我很紧张,因为声音很低。不过我们都有工作上的默契,甲方有需要时义不容辞,绝对是可以干下来的。

前去的大巴上,我们4个同事当时状态都挺好,车上还有其他30个左右的志愿者跟我们一起。大家都说汉口是重灾区,我也确实想看一下它目前是什么样子。去了之后,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只有我们的车在路上,我想到了人会少一点,但没想到这么冷清。

志愿者们在仓库搬运

大巴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库房,搬床从午后开始。最初我们分成两批人,戴着棉布手套,分别抬床板和床架,后来在厂区发现了平板车,就把架子床堆在车上,从厂房运到货车,一趟能运七八张。那个厂子很旧了,床架、床板上都积好厚的灰。白天很热,我们穿着工作服去搬,出了汗就把工作服脱了,只穿着外面一层袄子,反正也弄脏了。

一开始他们说这个很快就能搬完,结果感觉越搬越多。那个厂房很破,附近也很荒,太阳下山之后没有照明,我们就把小汽车的车头灯给打开,把大货车大闪给打开,借着车光搬运。吃饭也是问题,晚上9点多我们吃了唯一一顿饭,是负责组织的人到处找街边小店子。敲人家的门,正好敲开一家,买了一堆方便面。

吃饭是那天唯一的休息时间,大家都想早点回去,于是吃完就继续干。

现场清洁

凌晨2点,搬了十几个小时,任务结束,腿很酸。大巴把我们一个个沿路送回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还在车上。

第二天我9点多醒来,发现微姐在群里说今天需要人去支援方舱“开荒”,我就又报名了。


“我没有后顾之忧,但还有兄弟姐妹们的安全”

2月5日之前,杨微从没有到过光谷科技会展中心,虽然它就在光谷之星项目附近。这一天报名支援方舱“开荒”工作的志愿员工里,前一天去搬架子床的4个人也都在其中。

志愿员工们进到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时候,这里还不是方舱医院的样子——架子床摆起来了,但还有很多工人正在施工改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不断产生,各个角落都是散落的木板、泡面等;封闭的环境里,没有人做消毒的工作,也没有人检测进出人员的体温。

杨微有些担心,这里一旦出现一例病例,进去的所有人都不能幸免。

我(杨微)自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先生和小孩都在河南,一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现在带的是一群兄弟姐妹,比如张罗,家里有个8岁的儿子,我身上背负的还有他们的生命安全。

正在辛苦搬运的同事们

于是在防护上,我很慎重。开工前,我要求做到三件事:第一,与施工方对接,请工人尽量全部撤离,留下人数不超过10个。第二,保证所有参与的员工体温正常、身体健康。第三,进场前安排2名专职消毒员完成消毒工作。手套、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前期公司有准备,我也有预测,是比较令人安心的。我保证员工们4小时更换一次口罩、防护装备齐全。结束工作后每个人进行酒精消毒。带队的负责人要连续一周监测支援同事的体温状况。

开荒是一件频繁重复简单动作的事,场馆里不断地产出着垃圾。清理工人撤离后遗留的生活垃圾是最大的挑战。散落的筷子、泡面桶、纸巾等生活垃圾量很大。150升的垃圾桶,我们每天至少收集10桶,还得把垃圾桶运到场馆后面接近1公里的垃圾场里。让人难受的是,有天我们看见一个工人坐在门口,旁边人说他在发热。这对员工们来说是心理上的压力,我们戴着手套和护目镜去清理生活垃圾,也许其中就有发热工人吃剩的食物。

参与搬运工作并一起吃盒饭的大伙儿们

后面几天,我们做了全副武装,穿上了防护服。

清运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建筑垃圾也是我们的任务,比如隔板、钢筋、泡沫。木板一类体积大的建筑废料,要归类、堆积起来。那些板子一个10斤左右,我们有几个女孩子去支援,所有女生都当男人使。除了这些,我们还负责拖地、吸尘、整理架子床等,这些都是体力活。整理床的时候,我把床推整齐,6公斤左右的床,我只推了5张,腰就受不了了。

干体力活还要出大量的汗水,防护服很闷,护目镜上也都被雾水覆盖着,几乎看不清人。而室外气温不到10度,清运垃圾避免不了出门,出了门就打寒颤,这很容易感冒。于是我调了饮水机和桶装水到现场,让大家能喝上干净的热水。

有一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担心疫情很严重,支援的项目如何运转?那么多员工如果被感染了怎么办?怎么跟员工们的家人交代?

1月23日我先生来武汉接我回他老家过年,结果刚好封城,他的飞机迫降长沙。我和先生一般一年就见2-3次,已经有两年春节没有团聚了。封城那天早上我接到8个亲人的电话,都非常着急和紧张,不停地说,“怎么办,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我很平静地安慰他们,不要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方舱现场清理

我一开始出去支援没有告诉家里人,我很多员工也是。到最后,武汉要建方舱的消息传出去,他们的家属捕捉到了风声,员工们也面临着家庭的压力。大家在我面前都不说、闷在心里,但我知道。有天一个负责人给我讲,几个住在会展中心2公里以内的员工家人都不让他们再出去了。

后来几天,我尽量避免安排那些和家属住在一起的同事再去支援方舱。家属不在身边,每天都去支援的员工差不多有10个人。我安慰大家,不用怕,我们做好防护消毒,注意细节,没有问题的。


“希望能再见到车水马龙的城市”

2月6日晚上,杨微接到中建三局通知,要在第二天早上8点和政府交接。2月7日早上,支援方舱医院“开荒”的最后6小时开始。由于连续进行搬运、清洁等体力活动,万物梁行支援团队面临着身体的极限。

团队成员们没有退场,他们默契地坚守到最后,“无论现场遇到什么阻碍,我们不怕。”

搭建架子床物料准备

2月6日那晚协调完第二天要用的保洁工具(尘推、拖把等)和防疫物资,我回到家已经夜里12点。那时候气溶胶传播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明天又是参与志愿者最多的一天,我很担忧。我想过退场,给甲方说不搞了,员工比什么都重要,但我也想到作为万物梁行人,诚信是合作的前提,那就咬紧牙关进行最后一战。

2月7日是交付的日子,任务很急,很多员工的体力也都到了极限。一些男同事体力活承担得多,腰疼腿疼,走路都走不好,但还是来到了现场支援。

凌晨2点多,谢庆国在群里发了场馆的照片,那时候他已经开着面包车,把我们要用的物资、工具拉过去,进场前的消毒也完成了。凌晨四点半,光谷之星团队开始在现场集结。一小时后,商写一部总经理张毅也带着中建绿投、沃德中心、小米总部等项目共计26名志愿者组成清洁突击队,进行最后6小时的工作。

中建绿投项目客服组刘莎从住宿地到工作地,花了90分钟,凌晨3点就出门了。她报名志愿等了2天,最后一天终于来了。搬运床板、叠被子、抬垃圾抢着干,不比男同事弱。最后我们才得知她有腰疼的毛病,却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现场施工开展

那天早上我怕员工来不及吃早餐,空腹干活,就搬了封城前在家储备的2箱蛋糕、面包给大家垫垫肚子。后来我给承建方打电话协调早餐,大概9点员工们才在户外划分的临时生活区吃了点面条充饥。由于现场工程进度耽误,到10点,我们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的“开荒”才最终结束。我让许璐煮了板蓝根来,全员喝板蓝根驱寒。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附近的项目几乎都有员工参与支援,光谷之星项目的留守人员无一例外。迅速完成任务,这是团队达成的成绩。

到2月7日支援结束后,我和同事们都回到项目上继续工作,连续工作让大家都很紧张。有时我带着大家一起干些活,比如互相理发、一起做做饭、搞一个厨艺大比拼。我们还去把项目绿化里由于施工停滞长出的杂草拔一拔,说说笑笑像春游一样。最后我们拔了十几袋草,很夸张,堆起来比人都高。

工作休息时间

这次行动,中建三局对我们有很高的评价,他们当时跟别的物业公司也提出了支援需求,但其他公司来不了,没有人。我工作10年,知道做这次支援要有严格执行的职业态度——使命必达。

3月之后,武汉的方舱医院陆续休舱,我把这则消息转到工作群里,大家都很开心,很欣慰。武汉一天天好起来了,我现在就希望能再见到车水马龙的城市,希望项目也能红红火火,员工开开心心。

回到万物梁行支援团队正式进入方舱那天,钟曼丽开车在光谷科技会展中心转了一圈,万物梁行的几个项目围着这个被称为“光之谷”的建筑。

她有些激动,感觉万物梁行在参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丰富的工作经验让钟曼丽深谙赢得口碑和客户信任的重要性,“这次行动拉近了我们和客户的距离。”同样,疫情下其他项目的持续运作也让万物梁行备受客户的好评——获得了20多封客户的表扬信。

现场环境

作为大中华区超过1000个商写项目的管理者,万物梁行应对防疫战迅速反应:2月3日向一线下发防疫和复工指引手册,2月5日向客户发出《节后返工温馨提醒》,接着在2月7日和商写租户签订了《租户承诺书》。针对2月10日的复工潮做好了员工摸底,缓解一线压力,并且盘点防疫物资、及时调配资源。技术团队在复工潮来临前迅速开发出测温二维码,将登记工作电子化。复工前,管理团队奔赴各地项目督导,确保万无一失。

战疫还在继续,Jonson说,“相信万物梁行经过这次疫情,也会得到进一步的能力历练,相信我们的团队在将来也是战无不胜的,期待摘下口罩的春天!”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火神山医院志愿者团队

2020年深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侵袭武汉。1月24日,江城采取了史上未有的封城措施。

就在同一天,为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解决现有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在蔡甸区知音湖大道旁,一座3.4万平方米、能容纳1000张病床的崭新医院动工兴建。湖北乃古楚之地,楚国人被认为是火神祝融的后代,医院的名字“火神山”寄托了建设者们控制疫情,“扑灭疫灾”的殷切希望。

1月25日晚间,武汉万科物业汉口区域的合伙人韩乐乐和同事们收到了一份倡议书。因“疫情形势严峻,专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火神山医院亟需物业企业援助”,武汉万科物业公司号召员工做志愿者,要求:50岁以下,身体健康,自愿报名。

彼时,信息、物资的匮乏,对病毒未知,让千万人口的江城仿佛进入深不可测的隧道,幽暗而不知前路。武汉战区管理合伙人魏旭去房管局开会后,内心忐忑。“当时市里组织大型物业公司开会,希望各公司有志愿者报名,给了万科物业20个指标。万科物业职业安全十法则里规定,当工作指令可能威胁到生命安全时,员工有权拒绝。疫情如此严酷,我们不能强制大家参加。”

心里没底的魏旭和人力部门提出,如果没有员工报名,他和武汉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就报名出征。然而结果出乎他的预料。发出倡议书后,他的微信接连弹出“我报名”的消息,请求出征的句子短促、滚烫。到26日中午,共有42人主动报名,涉及安全、维修、设备监控、管家等不同岗位。之后报名者依然源源不绝。

万科物业事业集团CEO朱保全曾强调“不做战时英雄”。一腔热血可以洒,但并不代表要付出人的安全、生命。在这点上,万科文化历来有自己的主张,也给予员工足够的思考空间。惟其如此,万科物业知之学院执行院长吴剑侠更被志愿者们的行为所触动。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社会事件。企业参与是承担社会责任,管理者也会尽全力去征集响应者。但对于个体,不是绝对义务。“员工们的报名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意志,在万科的文化上有特别宝贵之处。”

报名支援火神山的勇士合影

而报名者的动因,往往受过往经历、朴素情怀的共同驱使。

2004年,韩乐乐带着全班,去淮河一带某水库捞漂浮的尸体,生平第一次看到肿得不成样的遗体。“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但已经知道,穿着军装,你不能难受。”韩乐乐说,事后部队里对战士们都做了充分的心理疏导。他参加过抗洪、非典,也追捕过背负着七条人命、逃亡三年的杀人犯,还参与过对持枪越狱犯人的搜捕,见过各种场面,连遗书也写过七次。

“我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心理素质还算比较强吧,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韩乐乐说,报名的想法就这么简单。和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42岁的徐志仁,“党员要先上,没得说。”

火神山医院的垃圾清理

26岁的耿璞说,这件事对自己的人生有意义,他不希望以后回忆时,会因为没有报名而后悔。38岁的李朝强,则是被倡议书中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打动。“匹夫有责”——更何况他还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

出发前那夜,韩乐乐一宿难眠。企业微信里,叮咛和祝福如雨点般“砸”来。长沙、成都、杭州、青岛,相熟的、素昧平生的,都向他致以问候:“致敬!保重!保护好自己!”他的眼里、心里被塞得满满的。很多天后忆起那个夜晚,仍忍不住哽咽。

他曾经的上级,现任郑州阵地经营体总经理的赵大志也报了名。但考虑到需要在本职尽责,公司没有批准他参加。那一晚,赵大志把自己的激情和责任心一股脑地“托”给了领头的韩乐乐:“相信科学防护,管好并带着你的队员一丝不苟地坚决自律。你不但会和队员平安载誉归来,说不定还会把烟戒了!加油啊!”

万科物业志愿者在火神山医院合影

2月1日,第一批10人的武汉万科物业志愿者交上请战书,摁下红指印,奔赴火神山,从事开荒、保洁、消杀服务(后期加上给病人送餐)。其中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23岁,有5名党员、6名退伍军人。万科队伍的统一着装上并没有企业标识,但每天从通勤大巴下车步行去医院的路上,万科志愿者们始终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连摆臂、出脚的顺序和节奏都统一。一见到这支未穿制服的军事化队伍,在火神山工作的部队官兵纷纷报以“微笑注目礼”。

据不完全统计,万科物业志愿团队在火神山负责8幢建筑物的保洁长达一个半月,2月中旬往后每天为病区患者递送3000顿以上的餐食,累积重量逾百吨。在火神山各家物业志愿者团队中,驻守时间最长,也是唯一零投诉且收到军方表扬信的一支队伍。

因为出色的表现,武汉市房管局和市物业协会在2月中即表示,希望第一拨的万科志愿者不要换岗。2月29日,火神山医院联勤保障部队又再度挽留万科志愿团队。直到志愿行动结束(中途有3人进行轮岗替换),这支13人的队伍在火神山坚守了整整48天。


“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

2月1日那天下午两点半,大家到酒店房间,把行李一放就来到了现场。因为当时还在施工,大巴无法抵达现场,下了车还要步行3公里。当天晚上开荒就干到凌晨一点半。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来干活了,干到晚上八点半;第三天夜里又接到去病房那边开荒的急活儿,要保证第二天一早病人入住。那一夜,队员们通宵没休息。记得那天忙到早上5点多,有20分钟停水了,没法拖地。我(韩乐乐)赶紧叫大家趁这点时间打个盹儿。有的队员靠着墙根,有的躺在地上,两分钟就睡着了。连轴转了三天,实在太累了。

初期由我们负责开荒、保洁的一共有四栋楼,基本上是为部队使用。有把原址的迎宾楼、职工活动中心改造成的部队食堂、宿舍等,还有火神山指挥部、医疗物资捐赠点,央视、华为等机构和企业建立的基站等,以及另外四幢政府疗养别墅。

要说干活的难度,一是疗养院的房子不集中,消杀范围比较大;二是大家的心理,面对这样一个还没有摸清规律的疫情,都会有一点紧张。每天晚上指挥部都会召集各个项目负责人开会,我(韩乐乐)也会把听到的疫情最新形势和注意事项传达给队员们。

疲惫的勇士们

除了前三天,后来我们工作都需要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戴手套,“全副武装”。每天早晚我会往大家身上喷酒精。大家在背上写着“万科物业”和自己的名字,还有“武汉加油”,这几乎是所有人共同的口号。穿上防护服以后,干活不方便,不透气,经常全身都湿透了。但大家也会苦中作乐:我们自称“火神山十兄弟”,大家经常1号、8号地这么叫着,互相打趣。

开荒就是个体力活。建设顶峰时,火神山有1.7万人,但很多地方都没有卫生间。我们这片区域只有迎宾楼2楼有,所以附近人员都来这里上厕所。

前几天老是飘雨,上厕所的人来来回回,地上永远都有泥巴。常常是,打扫好了,又脏了——“二次污染”很严重。这个会有挫败感,也影响工作效率,但只能一次次地重来。

清理每个角落

干体力活,累我们并不怕,但没想到会干这个——还包括打扫女洗手间。你要知道,我们这十个人全是男人。看着洗手间里的生理用品,好几个没结婚的队员就走开了。心里别扭,待不住呀,我们便派结了婚的来。而且一有女士如厕,我们就得敲门,挺不方便的。后来就派一个人站岗,弄了个牌子作提示。再到后来,工作慢慢掌握了规律,错开高峰时间,才算好了一些。

但还是有太多工人离这厕所远啊。几千工人,内急了怎么办?经常拨开绿化带就出现 “一坨子”脏东西,旁边一堆白纸。头两天,有队员排斥,不愿去捡。我(韩乐乐)跟他们说,“我们当时都报名来火神山,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几张卫生纸,还怕这个?!”你别说,来报名的这些人,真不怕死,怕恶心!

没有工具,我们拿着垃圾袋,徒手捡了几次脏物。后来大家也就都克服了,不再有心理障碍。

徒手拾取垃圾

垃圾清运里一个很重的任务是餐后收集一次性饭盒,量很大。光部队就有1400人,再加上我们自己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疗养院这边得有1600人就餐。如果按照160L的垃圾桶算,得有五六十桶。食堂空间有限,他们不是都在那儿就餐,分散在300个官兵宿舍。一开始我们到部队宿舍里边取垃圾,必须先在门口叫“报告”,才能允许进,这样也很费时间。后来就从宿舍门口取。取完还得从楼上一层一层往下搬,垃圾桶很沉,需要三个人才能搬动一桶。

进驻医院病房开荒时,清理地上的顽固污渍、硬泥,没有刮刀锉刀,我们就去找工地遗留的铁片。包括打扫迎宾楼很多地方,要是能有长水管,接上自来水清洗就方便了。没条件,只能提着桶子一趟趟地来卫生间接水,提着冲。罗义穿坏了两双鞋,想用胶水粘,结果回酒店便利店也关了门。为了能继续工作,硬是一针一针把鞋子缝上,直到买了新鞋。

陈兵他们几位看到院区观景台上的茅草长到一米多高了,主动帮忙清理了,这是额外的工作。包括玻璃顶棚上的渣滓、地上临时搭建的信号线,我们也都按万科物业标准都给清理、整理。看到灯泡、暖管哪里坏了,就及时报修,保证环境秩序。

大量垃圾清理

部队的人会跟我们说,“你们万科物业人干得细致”。有人看到我们用吸尘器吸地毯,很惊讶。这都是平时企业精神一点一滴的渗透。在抖音上,大家看到患者入住的第一病室是我们做的最后一遍清理,都觉得志愿行动很有意义。

说起来,这些天,我们吃饭一直是个问题——没有固定的地方。军人食堂不准外人进入,大家只好找了迎宾楼后面一处休闲的地方,有石头凳。天气好时就在那儿吃。那些天里,最愁下雨。一下雨,就得到处找地方吃饭。往往是在走廊或者楼梯口,随便蹲着吃,就解决了。我也和队员们说,咱们是来干活的,不是来旅游的,不能娇气。有时候下午活儿不多,我会组织大家跑步,慢跑五六公里。锻炼也是增强免疫力。

这些天,Tom(万科物业事业集团CEO朱保全)和我们10个人结对子。隔三岔五地问我们,你们是不是每天给家里打电话?防护怎么样?他让魏总从韩国买了最好的防护服给我们,600多一件的,说物资跟不上,公司必须保证。魏总(武汉战区管理合伙人魏旭)来了好几次,给我们捎来了防护物资和水果;还有给我们送来牛奶、泡面、火腿肠,瓜子饼干和饮料;送来十几罐的鸡汤,还有同事给我们买了理发用的推子。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能够参与火神山医院支援,吃饭也觉得很幸福。

我对队员们说,大家真得好好干!干不好,愧对这么好的公司!


“干消杀,衣服要穿脱两三次”

消杀这个工作从每天下午3点干到晚上10点,包括迎宾楼和会议中心的地面、家具、门把手、楼梯、电器面板和轿厢,士兵宿舍的走廊、垃圾桶、下水道等以及公共区域的马路,全得覆盖到。一般是下午3点一次,晚上就餐以后第二次,平均一次1.5到2个小时。

消杀时,我(胡友华)先按照1:100的比例配好84消毒液,把45L的大桶背在背上。平均单次要用掉6桶。最后三天,加上餐厅消杀,单次得8桶。平均一天走下来要走18公里。

中间要换消毒液,接水也不好接。只能去迎宾楼或者会议中心的卫生间,那里有墩布池。每次提前算好距离,把84液注入,在那里灌水。

人能够接触到的地方都是需要消毒的关键点

45L的桶,加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你说沉吗?习惯了也还好,腿其实不酸。恼火的是,背着消毒液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很热。脸上戴上护目镜后,产生雾气,常常看不清楚。碰上雨天,外冷内热,最怕感冒。所以我每天出门,背包里都带上几件衣服,先穿得厚点。到了第一次消杀时,只穿两件。消杀出汗后,脱掉防护服,加上准备的衣服。到7点第二次消杀时,又脱掉。

我老婆有先天性肺部疾病,经常干咳,始终没能彻底治好。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我怕她担心,只告诉她是做志愿者,没说是来火神山。比起我自己的安全,我更担心她的健康。还好她在深圳过年,我放心很多。

我经历过非典,这回疫情公布以后,我也关注得比较多。在火神山工地,身边都是穿军装的官兵,陆海空、火箭军、武警等全部聚齐。这让我找回了部队的感觉。平时我喜欢运动,跑马拉松,对自己的抵抗力还是有信心的。我感觉疫情对于大家的生活习惯、抗压能力,各个方面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专家给了社会很多的告诫,我们也吸取很多。如果说以后还有类似的机会,为公共事业做贡献,我还会去做。


“护士朝我们送餐志愿者比心了”

给每天住在火神山的1000位病人送餐,是一项对体力和细致均有要求的工程。每天队员们早晨不到6点就得起床,6:25出发到现场,晚上到19点才基本结束。

杂物清理

我们首先从餐车上把餐食卸下来,按照每个病区分配。接着2人一组送到各个病区的传递口。窗口很小,我们将餐食放进传递窗后关闭窗户,待医护人员取餐后再打开窗口,我们再将下一批餐食放入。大概一个半小时,可以送完全部的一顿餐食。

病人的饭都装在保温箱里,一个箱子大约能装60份饭。运餐时要向各个科室借担架车,40多天下来,磨损“报废”了两部担架车。我们算过,从卸餐的地方,到递饭窗口,一进一出要1公里。1000个病人的饭,得跑五六次,要是算上汤和水果,跑得就更多了。有一回里头有医生晕倒,我们在外头等了40分钟。

最难的事是什么呢?分餐。因为每天每餐病人饭量和要求都不同。有人吃蒸鸡蛋,有人吃面条,有人是回族,有人要吃素食,还有糖尿病的,吃低盐的,吃流食的,每天都在变。

从餐车上把盒饭卸下来,我们自己来分。几科几区,数数有多少份,酸奶、水果和汤是额外包装的,需要几个勺子,面条是中午还是晚上准备,都不能搞错。我(韩乐乐)每天都打着对讲机呼叫,“今天有多少病人,需要多少饭?”数字都不相同。而且不光是正餐,送完早餐,有的病人到上午10点又说要吃方便面、饼干。到一两点,有人要吃巧克力啥的,都得满足。

工作之后乘车住宿区路上的合影

推担架车还好。但从送餐车搬到担架车上,到从担架车上把餐食卸到窗口,这两头还是很要体力的。装了60份饭后的箱子,重量得有百把斤,要两个人抬。五六七八这几个病区有两层,只能通过窄窄的铁梯子上下楼。上楼的时候,后面那个人被箱子挡着,看不到前头,人只能像只鸭子一样横着走,一步一挪。一份饭据说是40块采购,最多每天有多余的10份调配。想想要是抬一箱洒了,那得是多大的损失?(备注:多余的是怕有的病人还想多吃或者其他情况。但如果不慎洒了一箱,每天多余的10份也不够补充)

每天送完餐,队员们衣服、口罩都被汗水浸湿,双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医院和部队的人都说,我们7个人干了(之前)16个战士的活儿!后来有人说,你们(万科物业人)太实在了,问我要不要加不加人手?我们在企业做久了,把流程细化、总结出了一些办法,发现7个人的负荷是可以承受的。

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和病人直接接触。我猜他们也并不知道,每天在外头给他们送餐、递餐的是万科物业的。但那有什么关系呢?老徐(徐志仁)说,看到患者一批批治愈出院,医护人员很诚恳地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心里就感到很幸福。有一次,王兵兵推车不稳,给病人的橘子突然全部掉了出来。当时路过的医生护士赶紧帮他捡了起来装好,送到传递窗。还有一次,一位白衣天使看到他额头上都是汗,帮他擦了擦。他都记着,特别感激。

消毒无死角

那个把饭送到病区里的传递窗是负压的,每次只能打开一面,里面打开了,外面就打不开。我们常常听不清护士们说的话,但她们会朝我们比心。对我们,这些胜过万语千言。

说老实话,在火神山,苦累都不在话下,真正有负担的是心理压力。有队员说,经常看到医护人员把消毒的衣服放在固定地方,有的箱子上有有毒标志和放射性物质的警示标识。每当看到这些,心里总会有一点担心。毕竟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医护人员跟大家解释,讲了些预防知识,就踏实了不少。

但不管怎样,医护人员直接和病人接触,他们的压力远比我们大千百倍。我们住的酒店有北京援鄂的几支医疗队和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我听到过有医生在一楼停车场,对着空气大声地嘶吼。虽然你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但能想象得到他们心里的压抑和难受。和医生们一起坐电梯,会无意中听到他们自责:“(病人)又走了一个,如果当初怎样(操作)就好了……”  

只有你来这里经历过,才能感受到,什么叫作面对生命逝去的无力感。


相约再见

疫情防控局面一天天好转。3月中旬,武汉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转成了个位数。在万科物业之前,援助火神山的物业队伍已有6支陆续撤离。

3月16日,我们接到消息,该撤了。

无论在哪都有着强烈的秩序感

平常,下班回到酒店,我们都会聊会儿天,互相提醒一下,哪儿没做好。但那两天,大家话都少,说不出来……队员们都不想走,大家心里有个结。就是感觉事情还没过(火神山的病人还没全部出院),走的话,有点像“逃兵”,大家都想干到医院拆除的那天。我能看到他们眼里的热度,都是男人,忍着吧。我也只能安慰大家,“能够平安归来,是我们的幸运。”

3月19日中午12:15,送完“最后”一顿午餐,10名万科物业志愿者火速返回酒店,带上前一天早已收拾好的行李,与火神山告别。回到武汉市区,大家要待在各自所在项目附近的隔离点,分别隔离一段时间,再重返岗位。

武汉啥时能解封?我(韩乐乐)不知道,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解封的那一刻。

公司说了,现在疫情还没结束,不方便召集大家聚餐。等那天来到,我得放开了,好好大醉一场。

还得回趟家。原本今年过年我要回家的,碰上疫情没回成。我爸66了,去年做完手术。最近我们每天都视频。我妈原本怪我来这里。我爸是老党员,也是退伍军人,他当然支持。“这时候不上,啥时候上?”我跟他们说:“火神山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放宽心。”这是真心话。

离开火神山,没有什么告别仪式。仅仅和下家在今天(3月19日)做个简单的交接。我跟对方说,“我们下岗了,你们上岗了”。和我们对接的部队后勤保障部某科科长,也没有多话,握着我的手说了句:“挺感谢”。

即使艰难也在奋勇向前

虽然我们十几个人被同事们戏称为“壮士”,却只是干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这场无声的战争里,我们完成的是阶段性的战役。

火神山这块地方,以前我从来没来过。但这次来过,一定会再来。我们和部队的人相约了,等他们撤退的那一天,我们会回来,见证那个历史时刻。这里是解救了千万人的地方,那么多的重症患者在这里得到治疗、康复。对于中国,对于全世界,火神山都太不一样了。